卓越书会：《中国文化要义》

没有选择用多媒体的方式展示，高健老师像是与在座学生认识好久了一样，面前一杯热水，缓缓开讲。“你们这个椅子摆放很有趣啊。”开场一句引起在座哄笑一片。以两个小时很难彻底讲清楚梁漱溟这个人，以高健老师的玩笑话，他将从“卓越”角度阐述这个人。

上世纪的五十年代，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，人才辈出，起承转收，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。恰好，梁漱溟就是苍凉之中的一抹绿。

学术“乏善可陈”的精英学者

谈起新文化运动时期，很多人都会想到胡适、李大钊等，他们或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，或是启蒙了新学者的思想，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化的奠基人。但相比之下，梁漱溟就显得有些单薄了，他虽是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，但在学术上贡献并不大；多次卷入政治漩涡，甚至参与了国共两党的谈判，可政治表现也不突出。梁漱溟在二十四岁时受邀担任北京大学的代课教授，在教了三四年书之后毅然决定投入山东乡村运动，致力于乡村革命。“我不仅在思考，在想，我也在拼命干啊。”一个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，深入考察了中国社会，写出了《中国文化要义》这一著作，引起了广大反响。

 梁漱溟，一个不看权势说话的诤友

梁漱溟被誉为“最后一个儒家”，他是毛泽东的故交，同岁的情谊和共同的经历使他们情谊的纽带。“中国农民起义大王”、“山大王”，毛泽东先生似乎是喜欢这些称呼的。与梁漱溟相同的是，他们都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深藏在中国农村里，这才有了湖南农民的调查实地报告，即是所谓“救中国，救农民”的说法。但就是这两个伟大的“学者”，却因为个别问题的意见分歧，梁漱溟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，更有甚者使得毛泽东先生直接抢下了他的话筒。一个说实话的诤友是让人又爱又恨的，这样的朋友有着伟大的人格。

 中西文化比较

没有西方的书？梁漱溟从未看过一本西方的书，甚至宁愿看到日文的译本。但他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，对于时代的痛楚有着切肤的感受。他在年轻时曾经三度自杀，因为对旧学抱有不容置疑的希望，但又对中国文学的前途深深绝望，这样的矛盾将他逼向绝路。奇怪的是，一直渴望死的人反而长寿。相比较王国维，在一个平静的下午没有任何征兆地投湖自尽：“来世不可知者也，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章。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。”梁漱溟在印度的佛学找到了一条出路——不断地自我否定，他在矛盾中找到了自我。